同时用500里加急驿传告诉地方官设法挪移
2018-09-10 04: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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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库充盈?康熙末年库存800万两,雍正时达6000万两,乾隆初2400万两,乾隆末达7000万两。其原因一是田亩增加,工商税也大增(如盐、矿税收)。二是捐纳多。三是上下交征利,如朝廷贷款给盐商做生意,坐收本息。四是物价上涨,由康至乾普遍上涨了3至5倍。当时财富集中,一般大商人都有百至千万,所以政府有几千万并不是什么惊人的数字。

捐纳。康乾时代国库岁入4000万两,正常支出3000余万两,所余不过数百万,远不足以应付大量额外用项,故施行了大规模的捐纳制度,即捐官、捐监、赎罪和报效等。

人口增加?康熙时2400万,乾隆初为1.4亿,五十五年达3亿。八十年中人口增加了10倍多。不过,康熙时统计的是丁口数。当时有丁税,所以百姓多瞒报,四五丁只报一丁,十丁仅报二三丁,实际人口已是一亿多。一般来说,人口增长主要是农民。因政府奖励移民垦荒(前6年免税,官吏升迁),百姓需要增丁,雍正又摊丁入亩,从而使人口增加。

捐官捐监。以银买官或学历(监生相当于秀才,也可以入仕)。捐者多官位少,实缺还要送钱给主管部门或地方。捐出的钱在得官后肯定得成倍捞回来,贪污乃成必然。

报效或称捐输。捐一些特殊项目,如军费、河工、庆典、兴建、巡幸等。示意地方督抚和巨商捐纳,实际是摊派。其数字巨大,如“十全武功”中捐款达3000万两,有两个盐商就捐了1150万两。当然他们不会做亏本生意,两淮盐商与官吏勾结,以筹备乾隆南巡为名,每个盐引(专卖凭证)加价3两,从中贪污了800多万两。

永不加赋?康熙50年诏全国永不加赋,一直传为德政。事实上正赋之外,当时还有耗羡(即附加税),其数目从20%—30%到50%—80%。雍正时耗羡归公变成正税,虽一时减少了民负,但正如黄宗羲定律,每次并税之后,一定会有新的附加。果然乾隆后产生了“平余”、“重戥”、“浮收”、“淋尖”、“踢脚”、“洒散”等名目繁多的税种,税负不是少了,而是加了多少倍。

蠲免钱粮?乾隆十年起各省轮流免除钱粮,以后又普免3次,称为德政。但老百姓并未得到实惠。乾隆四十五年广西生员吴英条陈:“圣上有万斛之弘恩,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。”即是说上免下不免,上下演双簧。乾隆明明知道,却不会去追查地方官,而是以触犯御讳(乾隆名弘历)为由,将吴英凌迟,子侄5人处死。另一个例子更明显:乾隆五十五年,户部侍郎尹壮图奏各省督抚贪污亏空,乾隆命尹去查,同时用500里加急驿传告诉地方官“设法挪移,弥缝掩饰”。结果使尹查无实据被革职。

至此必须解答人们熟知的康乾盛世几大标志,即永不加赋、蠲免钱粮、人口增加、国库充盈。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即使不全是作伪,至少水分不少。

与贪污孪生的是渎职及不作为。被称为康熙三大名臣之一的张伯行,其名言是:“勤上本,懒结案,准谎词,冤到底。”乾隆时三法司积案万件不处理。官吏只要钱,不办事,结果可想而知。

种种弊端,最后负担都落在老百姓身上,而且层层加码。所谓“州县有千金之通融,胥吏得乘而牟万金之利。督抚有万金之通融,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”,百姓有冤难诉,兼以土地兼并,人民流离失所,北京城乞丐多达10万人。于是强者起而为盗,官员为了政绩,不敢报剿,最后酿成民变。如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,涉及多省,一直到嘉庆七年才平息。国力大耗,军费过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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黩武。武功是盛世的标志之一。康乾时代几次对边疆地区用兵,对维护国家统一是必要的。但乾隆所谓“十全武功”之列的大小金川、缅甸、安南等不义之师,则属于黩武,耗费、伤亡巨大。对缅甸、安南两役,前后近20年,有几次全军覆没,结果是撤军讲和,乾隆还打肿脸充胖子,说“振旅而还,无损国威”。

以上种种,必然引起大量贪污腐化。著名的如康熙时的明珠、徐乾学、高士奇等,乾隆时的李侍尧、和珅等。明珠是“货贿山积”,乾学是“五方供赋归东海(乾学别号)”,高士奇是“万国金珠献澹人(士奇字)”,李侍尧仅一任总督即贪3100万两,和珅家产达8亿两,相当国家10多年岁收。到乾隆后期“省督抚声名狼藉,吏治废弛,亏空甚多”,“商民半皆蹙额兴叹”。两帝确也大力治贪,但愈禁愈烈,有制度原因,也有感情原因。许多费用要靠捐款,捐者必贪。如史家说到和珅的作用:“乾隆以军旅之费,土木游览,以其不出自正供之费,岁无虑亿万,悉索之和珅,和珅索之督抚,督抚索之州县。”州县当然索之百姓了。

赎罪银。交银可以减免罪行。不仅贪官如此,清官为防责任事故(如黄河决口),也不免收下属馈送,这样下属贪污也就不好查了。这在《儿女英雄传》中有生动的描写。

游乐。康乾时代均大建宫室。圆明园、避暑山庄等均始于康熙,成于乾隆。两帝均六次南巡。康熙号称节省,然曹雪芹祖父因4次接驾,亏损30万两。乾隆更为奢华,舳舻相接,纤夫达数千人。沿路州县搭彩棚戏台迎接,甚至为了临幸,挖湖造山建园,所费更不下千万。

最后,引用顾准的一则笔记,大约可概括盛世的特征:“中国历史上的武功和文化,都离不开对农民剥削的加深。每一朝代的极盛时代,同时就是剥削程度上升的时代,是商工发展的时代(以军需和奢侈为动力),也是农业总产量提高的时代,可是同时也是农民生活下降的时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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